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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清华园里曾读书
电影《无问西东》最初是作为向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献礼的作品，七年前开始筹备，其实五年前就已拍摄完成。
“无问西东”来自清华大学校歌中的一句歌词：“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这句话代表的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和胸襟，正由于此，那一时期的清华才会如此璀璨耀眼，影响深远。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清华大学校友、著名知识分子资中筠老师的一篇旧作。原刊于《读书》1995年第1期。
文 | 资中筠
(1951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现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也许是由于几十年前曾有幸在清华园里读过书，“清华园里可读书”（《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七期）一文引起我特殊的共鸣，读罢掩卷长思，无限感慨，浮想联翩，有不得不一吐者。
首先浮现在眼前的是那所风格独特的图书馆。
记得当年考大学，发愤非入清华不可，主要吸引我的除了学术地位之外，实实在在的就是那图书馆了。
清华的老图书馆当时在高等院校中是颇有名气的，除了藏书之外，那建筑本身与大礼堂同为清华园的象征。单是阅览室的地板是用贵重的软木铺就以免走路出声这一点就可见设计之考究。
那时大图书馆的常客一般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座位。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借书手续简便，不存在管理员态度问题，以至于我根本不记得书是怎样借出来的，似乎到图书馆总可以读到自己想读的书，一切都那么自然。
我那时除上课和参加音乐室的活动外，差不多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在那灯火通明的大阅览室，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和心灵净化的感觉。我并不都是在老老实实地读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或是与课程有关的书。在那个年龄（现在时髦话称为“花季”）对知识世界充满好奇，求知欲旺盛，脑子像海绵一样，吸收力也强，听到过的中外名著恨不得都流览一番，与古人、洋人神交，其乐无穷。
这些大杂烩究竟对我起了什么作用，实在也说不清，那时还不懂得用某一个标准和理论来批判，选择，大约是未免泥沙俱下的。不过养成对书，特别是对图书馆的特殊感情是真的。每晚坐到闭馆(大约九点或十点钟)，然后恋恋不舍地回宿舍。宿舍十点钟熄灯，决不通融，许多同学都备有油灯，一灯如豆继续读书，到夏夜灯罩上布满扑灯自焚的小虫，看书看累了数数虫子也是一趣。
那种”开夜车“纯属自觉，决非为应付作业或考试。平心而论，文学院的功课比起理工科来是比较松的，或者说弹性很大，考试不难应付。主要是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们在课堂上信手拈来，旁征博引，随时提到种种名人、名言、佳作、警句.乃至历史公案，像是打开一扇扇小天窗，起了吊胃口的作用，激发起强烈的好奇心，都想进去看个究竟，读到胜处不忍释手，只好挑灯夜读。(也许我有幸遇到的都是好老师，自小学开始，享受到的读书乐远远超过读书苦，似乎很少有时下学生负担过重叫苦不迭的体验。)
到了四年级，因为要写毕业论文，开始享受可以入书库的特权。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排淡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自以为是登堂入室了（现在想来当然是不知天高地厚）。
同时又有一种挫折感：这一片浩渺的书海何时能窥其万一？不由得心中默诵“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惊叹两千年前先哲的睿智。从此以后经常发此感慨。但是说实在的，那种感慨还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之作，明知“殆而已矣”，却不妨碍我孜孜于“以有涯逐无涯”，乐此不疲。
那时图书馆的地位是很高的，馆长多为名教授担任。例如胡适之、李大钊曾主管北大图书馆，这一事实之为众所周知恐怕同中国革命的历史伟人与之发生联系有关。而潘光旦曾任清华图书馆馆长大约现在很少人知道或记得了。
我对此事印象深刻是因为有一次，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潘先生在学生集会上讲话，其中说到他抽查了一下图书借出情况，发现最多的是“中文一白话一小说”（他说时每个词都顿一下，加重语气），说明现在学生有多懒，光看小说不说，连文言，外文的都不看，怎么得了。他讲这段话时很激动。
我没想到，潘先生管图书馆一直管到同学借书。直到多年之后从回忆他的文章中读到他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那次讲话陡然浮现在脑海中，似乎感受到了当时没有体会到的深切的忧思。他忧的是学生不读书，不读要动脑筋的书--怎么得了！当然他没有想到以后种种。
彼时的清华园决不是田园诗般的读书胜地。我在校的年代刚好跨越解放前后，前期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然后迎接解放，后期思想改造运动、镇反、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土改……整个期间经常听到被引用的是“一二九”运动时蒋南翔的名言：“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
在那敌寇压境，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这句话曾唤起多少热血青年投笔而起，走出书斋，走向街头，奔赴战场！而从那时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总是处于动荡多事之秋，校园内的书桌似乎从未放稳过，投笔从戎，投笔从政者陆续不断，《可读书》一文说到清华多出大官恐怕也与此有关。
余也不才，总是眷恋那读书的生活，但是并非没有受到时代的冲击。记得在抗美援朝运动高潮中，我正从钱钟书先生做毕业论文，题目属于比较文学领域，我是班上唯一选此类题目的，能得钱先生亲自指导当然是毕生的幸运。
但是当时气氛决不容我安坐图书馆，埋首故纸堆。我也着实痛下决心放弃这一切，坚决报名参军。尽管未被批准，我的论文计划和校园内轰轰烈烈的气氛已很不协调，一位同学在图书馆见我翻阅那些书，责备说，你还看得下这样的书！令我汗颜不止。
按照原来的框架做不下去了，只得虎头蛇尾，草草收场，至今想来愧对老师，但是当时老师还是很体谅，宽厚地给了一个高分数。那一年我还带头干了一件“掀书桌”的事，即作为班长（那时称“总干事”）代表全班向系主任昊达元先生请愿，要求干脆取消毕业论文，好让同学们有更多时间投入各种社会活动，结果被训了一顿，碰钉子而回。事实上我们是文科最后一年做毕业论文的，下一年就取消了，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恢复。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清华不但文、法学院，连理学院也分出去了，变成了纯工科大学。这项措施之为一大失误，而且已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大约已成共识。从根本上说，“大学”(university)的本义，以其多学科，包罗广也。学固有专长，但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应是全面发展的。何况清华本来有极强的文科(这里作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统称，下同)，曾经群星灿烂，名家硕儒辈出。
且不说《可读书》一文提到的国学大师王国维，随便扳起手指数一数就可数出一系列熟悉的名字来：闻一多、陈寅洛、朱自清、张奚若、金岳霖、潘光旦、费孝通、沈有鼎……我在校时的文学院院长是冯友兰先生，法学院院长是陈岱荪先生，各系都有一些名教授，当时钱钟书和杨绛先生刚从国外回来，风华正茂，双双执教于外文系，到院系调整，实际在清华时间很短，我有幸赶上，得沐春风。过去清华还出一套《清华丛书》，文、理、工都有，例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最初就是作为《清华丛书》之一出版的。
就文科而言，北京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学如清华、北大、师大、燕京等各有其传统和风格，有竞争，有互补，有交流，有切磋。即使单从培养工科人才出发（当时清华已有“工程师的摇篮”之称），过去清华工学院的学生有的是机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旁听文科的课和讲座，与文科同学共同参加各种课外活动，颇不乏多才多艺的人才。
如果要培养“师”，而不是“匠”，单有狭隘的专业知识和兴趣是不够的，此专科学校（或学院）之与大学不同之处。当然，各国都有若干在某一方面出类拔萃甚至闻名世界的专科院校。清华作为工科最高学府现在也仍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但是，原来有着优良传统的综合大学，把基础雄厚的文科就这样一刀砍掉，岂不可惜？也许辩者会讥为“门户之见”，因为昔日清华的文科已并入北大，不能算“砍掉”，名教授们也各有其位，在哪里发挥作用不是一样，何必非清华不可？
这里且不说文科的名教授们后半生的时间多半是在批判其前半生的学术成果中度过，一个不容讳言的事实是，院系调整之后文科大大压缩，而且萎缩了，不仅是北京的院校为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有传统，有实力的综合性大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开始，经过几代学人艰苦努力，惨淡经营，成为第一流的综合性国立大学，又历经抗战迁校、复校以及解放前几年那种艰难卓绝的物质条件和政治环境而能保持那样的规模，保存了学术元气，询非易事，所以我为清华文科惜，主要不是出于个人感情。至于时下各种学院改名“大学”成风，有几家是名实相副的，没有作调查不敢妄评，不过学术水平决不会因改名就自然提高，则是不争的事实。
院系调整的主导思想大约一是照搬苏联经验，或者说要努力改造过去承袭欧美学制的传统；二是从建设需要出发，大力发展实用的学科，文科不但要压缩，而且由于被纳入了阶级斗争范围，许多内容乃至整个学科岂止认为无用，实是有害，只能加以批判，扬弃，直至取消。
所以，如果说理、工、医、农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有较大的发展，而只是在“文革”中受到摧残的话，那么，文法学科的破坏就不是自”文革“始了。有的是有形的，例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等等干脆被取消了；有的是无形的。到”文革“中，这种主导思想又有了飞跃，因而有“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的最高指示。从口气来揣摩，大约是本来是想过大学干脆不要办了，后来想想理工科还是需要的。文科呢，另外还有一条指示：文科应以社会为大学，这就很明白了。
与此相关联的更深层的主导思想是始终把知识分子看作仅仅是拥有“一技之长”的工具。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实用效果的知识和学问自难得到理解和承认，逞论尊重和扶植！从历史传统看，我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传统的中国士大夫是只学文的，西方的实用科学技术刚传入时被视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后来吃了大亏，经先进的仁人志士大力倡导，才开始重视科学技术。不知从何时起，又走到了另一极端。其中原因十分复杂，难以尽述。
有一点切身感受是，属于理工科的知识都是专门的，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对于没学过的人就如天书一般，只能承认自己是外行；而且容易受实践检验，一个数据错了可能人命关天，非要专家不可。而文科的知识说出来往往像是常识，无神秘感。例如只要能看报，就可以对世界大事发一通议沦，何必要国际问题专家？人人都能就家庭、婚姻、医疗保险等等发表意见，何必要社会学家？
当然也有许多外行不掌握的知识，看不懂听不懂的深奥道理，但大多不能立即转化为物质，饥不能果腹，寒不能当衣。有的对民族，甚至对人类前途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学问并不一定能立即解决令当政者头痛的问题，因此其价值很难得到承认。这是就一般人的心态而言。
至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即使是常识也可以变成异端邪说，到了“史无前例”登峰造极之时，以几条文盲或半文盲都能背诵的高度简化的教条代替天下一切真理，连自然科学也不能幸免，这又当别论了。
在文科中被认为有用的“一技之长”是外文。一则因为它和化学方程式一样，没学过硬是没法自以为懂；二则——这点很重要——斯大林有过权威的论断：语言没有阶级性！
记得五十年代初期，一些西方语文专业的同学纷纷要求转到俄语专业，把这也当做一种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转变，后来党团组织布置学习斯大林论语言的文章，“从理论上”打通思想，说服那些同学安心留在原专业学习。这里语言只是作为一种符号，完全抽去了文化内容，纯粹作为一种工具。
掌握这种工具的人就被认为有“一技之长”，也成为一种工具，其用处在于帮助掌握政策的人听懂或看懂他不懂的语言文字。这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过分狭隘，是和压缩和取消文科的主导思想一脉相承的。
记得我进入清华外文系上第一堂“散文”课，老师当场出一作文题：“我为什么选择外文系”。我写的是心里话，大意谓：我认为每一种文字都像一把金钥匙，可以打开一扇扇通向无尽的知识宝库之门；我又深感我国的文化无比光辉灿烂，却不为世人所知，这金钥匙（多数）也可以使中国文化通向世界。
那时只有这模模糊糊的向往和志趣，还不会说“促进文化交流”之类的话，而且初生之犊，雄心不小，自以为将来一定要通好几国文字的。此文颇得老师赞赏，头一炮就得了最高分。但是进入毕业班就听到了外文系主要是培养翻译之说，而且重点不是指的翻译世界名著，而是为外交服务的口译或笔译。
有一次，一位教授被借去随一个规格相当高的中国代表团参加国际会议当翻译，受了启发，归来后在课堂上大讲外文系应着重培养翻译人才，特别是口译。当时许多教授不以为然，“外文系以培养翻译人才为目标”成了一句讥讽的话。我当时也曾私心窃以为离我之初衷远矣！谁知毕业后恰恰就做了十几年这种翻译。
直到“文革”中下放劳动，在“念念不忘老本行”被列入重点批判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却要求“外文干部”不要丢掉外文，后期军代表还组织复习。后来我和其他一些同志提前从“干校”调回北京也还是由于这“一技之长”。而当时其他文科的用处也就剩下写批判稿了——批别人或批自己。
忆清华，引起许多杂感。决无意贬低任何行业。出“大官”，说明造就了许多栋梁才，我愿意相信多数都是好官，当然是社稷之福，母校之荣；清华也无愧于“工程师的摇篮”之誉，几十年来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为民族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文科出身的一介书生，我是由衷钦佩，自愧不如的。
学外文的当翻译也是题中之义，当一个好翻译也真不容易。况人各有志，本人以知命之年终于遇到提倡人才流动，要求调工作不再是大逆不道，于是像童话里“森林的召唤”一样，又被可以坐图书馆的地方吸引过去，做起了可以称之为以读书为业的研究工作，已难有大成，得赋遂初，自得其乐而已。深知这决不是，也不应该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我只是想，作为一所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的名牌大学，除了出各行各业实际工作人才之外，总还应该出一些名家大儒，并且在学科的建树和学派的开创方面有所贡献。这样的人不可能大批产生，但不应断代，每一代都应该有佼佼者担负起存亡继绝，继往开来的使命。
大学的校园应该是读书气氛最浓的地方，有幸进入这一园地的天之骄子们，不论将来准备做什么，在这里恐怕首要的还是读书，培养读书的兴趣，读书的习惯，尽情享受这读书的氛围，这里可能积累一生取之不尽的财富，或是日后回忆中最纯洁美妙的亮点。功利的考虑出了学校门有的是时间，大约到那时想躲也躲不开的。这决非提倡大学应成为象牙之塔，学生都应两耳不闻窗外事。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经国济世的传统。
记得幼承母训，作为座右铭的就是一副曾文正公的对联：“学求其于世有济，事行乎此心所安”。到大学毕业前夕，正是大力号召服从祖国分配之时。我们几个女同学相约在初升的阳光中爬到一栋楼顶上在国旗下宣誓，要把自己的一切，自己的智慧，献给亲爱的祖国。这“智慧”是我特意加上的。现在看来似乎幼稚可笑，但当时确实自以为既然身为大学生，多读了些书，总该多献出点什么，那多的是什么呢？就大言不惭地称之为“智慧”了。
“书越读越蠢”是当时绝对想不到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后来在漫长的无尽头的思想改造中，自以为产生“智慧”之泉恰好成了错误之源，在渴望被承认“改造好了”而不可得之余，深感为读书所累，常有“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之叹，以致曾一度走向另一极端，真心诚意地接受了“读书无用论”。
如今，读书本身至少不再有罪，再没有“拔白旗”，“批白专”之类的运动，知识分子也不需要无休止地为“脱胎换骨”而自我否定。清华园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老图书馆依然在，又有了更加巍峨壮观的新图书馆大楼。继前几年设立社会科学系之后，近又成立人文学院，说明有关领导也已意识到少了这一部分的缺陷。欣见《清华丛书》又开始出了，但愿能继续下去。
不过“破”易“立”难，百年树人谈何容易，再要形成一个人文荟萃的局面怕不是一代人的努力所能及。如果锲而不舍，努力下失，假以时日或能达到。现在应该说是既无内乱又无外患的清平世界。然而新的海潮正汹涌而来：虽然再没有自上而下的“书越读越蠢”的宣教，但是“蠢得像博士”，“穷得像教授”之类说法又自发地在民间流传开来。唯其自发，冲力更大，在这冲浪之下，能剩下多少空间放书桌，放稳书桌？
是的，清华园里曾读书。祝愿清华园里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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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思想潮（ID:sixia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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